儒家的仁爱学说

(一)孔子的仁爱论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前479年)，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提倡“爱民”、“养民”、“惠民”、“裕民”。人是最根本的，在人的管理上，必须施以“仁”、“爱”。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三千弟子，贤弟子七十二人，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孔子教导人们以“仁”为出发点，提倡人类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有道德有教养的公民；在人事管理方面，儒家主张以礼待人、讲求信用和尊重别人，促进人际关系的协调，主张上级对下属应宽厚谦和，而下属则应忠于职守。

在孔子之前就有关于“仁”的记载。最早在《尚书》和《诗经》就有了“仁”字，《左传》和《国语》中“仁”字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了。因为在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开始建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诸侯之争愈演愈烈，生灵涂炭。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仁”的观念的。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是人字旁加个二字，两个人相处之道即为“仁”。“仁”是人们相处、相知、相爱之道。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二。”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又进一步注解到：“亲者，密至也。从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者无偶，偶者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述“仁”，“仁”在《论语》中共出现过109次。“仁”的概念非常宽泛，如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爱人”。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根本。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弟(悌)”。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忠恕”，孔子用“爱人”来解释“仁”，用“忠恕”来实现“仁”。孔子的“仁”还包括“忠恕”之道。所谓“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君主只有“上孝于亲”，“下慈于民”，才谈得上臣民对君上的忠诚。居上位的君王应“守礼”、“正身”、“修己”，以身作则，这才能使臣下心悦诚服，真正做到以忠事君。所谓“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孔子所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品德。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种推己之心以爱人的精神。“忠”者，有诚恳为人之心，“恕”者，无丝毫害人之意。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顺应了当时奴隶解放的潮流。

对不同弟子对“仁”的提问，甚至是同一个人(如樊迟)的三次提问，孔子给出的回答也是不同的。仁学是儒家的精华所在。“仁爱”是道德之本，是人格的基础。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仁者，人也。”其中“仁”是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宽、信、敏、惠即庄矜、宽厚、信义、勤敏、慈惠，这五条加起来即是“仁”。孔子认为只有庄重的人才不会受人侮辱，宽厚的人才能受人爱戴拥护，讲信义的人才能得到别人任用，勤奋机敏的人办事才会有成效，能给别人以恩惠的人才能指挥别人。那些能体察百姓、取信于民的君王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而那些不能体察百姓的君王则无法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孔子非常重视统治者的这种德行。尽管“仁”的这一层概念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它要求统治者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在春秋时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个有“恭、宽、信、敏、惠”的人，就能够身体力行，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而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先要做到爱人。“仁者”就要“爱人”。“爱人”是达到“仁者”境界的前提条件，而“仁者”是“爱人”的结果。为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要以个人的爱为出发点，最终形成人类的爱。“仁”是最高境界，是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标准。“仁人”是品德高尚的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儒家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二)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或先验的善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四心”即为“四端”，为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属于仁，羞恶之心属于义，恭敬之心属于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并非是外部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关键至于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善之本性。

孟子的主张“性善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从人的天生素质来看，可以使他善良，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善。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他的素质。

孟子的“性善论”包含三层意思：

(1)人的素质，可以为善。这里的人的素质，指的是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属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和禽兽的区别只有一点点。老百姓丢弃它，君子保存它……这里的仁义，就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属性。在孟子看来，仁义属性是人人具有的。无论是庶民丢弃它，还是君子保存它，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禽兽，他那一点点的道德本性，只需通过适当引导，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天生素质是可以为善的。

(2)仁义礼智，人所固有。“仁”来源于人的恻隐之心，“义”来自于人的羞恶之心，“礼”来自于人的恭敬之心；“智”来自于人的是非之心。

(3)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有人为善，而有人作恶呢?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于其善之本性的取舍。孟子相信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经放松，便会失去。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性善是属于先天的，而恶是起于后天的；善是内在因素，恶是外部因素。因此孟子主张尊重人们的道德修炼。

（三），荀子的性恶论

“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是苟子人性论的中心命题，苟子的性恶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说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性伪之分”。苟子所说的“性”，有两层意思：

(1)一种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不是通过后天学习而形成的社会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东西。

(2)“性”的具体内容相当宽泛、复杂，既包括人体的生理器官，如耳、鼻、口、舌等及其对衣食声色的情欲，“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苟子所讲的“性情”，指的是人的本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即人与外界事物接触后所产生的本能反应，也是人的本性反应，因为这些反应都来自于人的性情，一旦和外界事物接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反应，而不是后天所能学到的，所以也是人的自然本性。

至于“伪”，荀子是这样阐述的：“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这前一个“伪”，指的是人的行为本身；后一个“伪”，指的是经过人类行为的反复积累而形成的一定的社会规范，是“圣人”们经过反复思考、总结人类的行为习惯，而制定的。这些社会规范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并非来自人的本性，而是后天行为。荀子在《性恶》篇中，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1)从“恶”和“化”的关系来分析，因为人有“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的本性，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以引导，那么这些自然属性就会转变成恶劣的本性。

(2)从“化”、“善”的角度，有着恶劣本性的人通过礼义教化也会弃恶从善。

(3)从“生”、“学”的角度，人性是天生的，而礼义法规是后天制定的，是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

(4)从“朴”、“导”的角度，人的自然属性(朴)是“好利”、“有欲”的，善是对这些自然属性的引导(导)。

(5)从“行”、“性”的角度，“行”为好的德行，而“性”为人的自然属性，好的德行并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要经过后天的教育、引导才能得到的。在荀子看来，既然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恶的，那么，国家的统治者们就要运用必要的礼义规范对人民百姓加以适当的引导，使之向善、从善，这样就有可能治理好国家。苟子的“人性恶”的论断是：“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今之人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苟子认为这些生理和心理需求“必出于争夺，合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因此，他得出结论：人性是恶，而非善。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的恶性是先天的，而人的善性是后天的；恶为内因，善为外因。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重视人们的后天教育和学习。

荀子的逻辑是乱和穷的根源在于人们无穷无尽的追求欲望的自私自利本性，所以人性是恶。这个恶字并不是凶恶、恶毒的意思，而是指引起争夺、动乱贫穷的人生而有立的欲望。在荀子看来，人的欲望是天生的，是不学而会，不教而能的，人人都是一样的。他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由于“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主张以政富民，即依靠国家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使人民富裕起来。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富国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轻田野之税”即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改善生活和积累向农业生产投资的能力，从而达到富民的目的。荀子主张减赋税：“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把轻税或厚敛当作关系到国家存亡的至关重要的财政政策，同时他还提出了“上下俱富”的思想。

来源：中国管理整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