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压力病”，人大代表呼吁：变“谁在位谁负责”为“谁在岗谁负责”
本报讯记者黄丽娜、廖怀凌报道：“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问题，不少地方、单位喜欢倡导‘加班加点、不计得失’的忘我精神，完全忽视了人的‘休息权’，使得‘压力－效率低下－更大的压力’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制度层面来找，分清职、权、责，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人大代表朱列玉直指观念和制度上的缺失。
为什么不休假？非不想也，是不能也。阳江市某机关的曾局长笑言，自己工作了20多年，唯一一次休假是结婚：“当‘小兵’的时候，不敢提休假，怕领导有看法，怕任务没完成；当了领导，会等着你开、字等着你签，谁出了纰漏都要找你负责，不敢休假啊！”
在广州，玻璃幕墙后日日呕心沥血的白领、高层主管、职业经理人，更早已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透支生命视为常态。有“海龟”不禁在网上感慨：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
近几年，过重的压力给城市人带来的伤痛，给企事业单位带来的负影响，狰容渐露。新华网去年进行的一项有关带薪休假的调查显示，选择不休假者占了70.62%。长期的不休息、高压力，使得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正在持续上升，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亚健康发生率分别达75.3%、73.5%和73.4%。
有专家指出，不休假或不敢休假的背后，体现的是观念的误区和制度的缺失。去年，钟南山院士一句“轻伤要下火线”很快成为流行语。但要真正让这句话实行起来，还是有制度上的一道障碍横亘在前。“不真正重视个人的健康，不解决职、权、责不分，不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轻伤永远都下不了火线。”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指出。
不要说休假，企业高级主管、政府“一把手”哪怕是短暂的出国、出差，都有可能造成一个部门的“瘫痪”。广州康宁心理咨询热线主任詹春云在总结了很多求助案例后指出，企业也好，政府机关也好，要用制度保障运行，要建立良好的权力临时让渡机制，在权力让渡的同时，责任也要随之让渡。
“出了事，要分清责任是由于主要领导长期无视隐患造成的，还是领导不在时由于偶发事件造成的，不能笼统归结于休假，归结于领导不在岗。明确职、权、责的界限，才能把人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更好的休息权，才能可持续发展，真正体现社会的极大进步。”朱列玉认为。
来源：羊城晚报
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压力病”，人大代表呼吁：变“谁在位谁负责”为“谁在岗谁负责”
本报讯记者黄丽娜、廖怀凌报道：“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问题，不少地方、单位喜欢倡导‘加班加点、不计得失’的忘我精神，完全忽视了人的‘休息权’，使得‘压力－效率低下－更大的压力’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制度层面来找，分清职、权、责，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人大代表朱列玉直指观念和制度上的缺失。
为什么不休假？非不想也，是不能也。阳江市某机关的曾局长笑言，自己工作了20多年，唯一一次休假是结婚：“当‘小兵’的时候，不敢提休假，怕领导有看法，怕任务没完成；当了领导，会等着你开、字等着你签，谁出了纰漏都要找你负责，不敢休假啊！”
在广州，玻璃幕墙后日日呕心沥血的白领、高层主管、职业经理人，更早已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透支生命视为常态。有“海龟”不禁在网上感慨：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
近几年，过重的压力给城市人带来的伤痛，给企事业单位带来的负影响，狰容渐露。新华网去年进行的一项有关带薪休假的调查显示，选择不休假者占了70.62%。长期的不休息、高压力，使得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正在持续上升，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亚健康发生率分别达75.3%、73.5%和73.4%。
有专家指出，不休假或不敢休假的背后，体现的是观念的误区和制度的缺失。去年，钟南山院士一句“轻伤要下火线”很快成为流行语。但要真正让这句话实行起来，还是有制度上的一道障碍横亘在前。“不真正重视个人的健康，不解决职、权、责不分，不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轻伤永远都下不了火线。”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指出。
不要说休假，企业高级主管、政府“一把手”哪怕是短暂的出国、出差，都有可能造成一个部门的“瘫痪”。广州康宁心理咨询热线主任詹春云在总结了很多求助案例后指出，企业也好，政府机关也好，要用制度保障运行，要建立良好的权力临时让渡机制，在权力让渡的同时，责任也要随之让渡。
“出了事，要分清责任是由于主要领导长期无视隐患造成的，还是领导不在时由于偶发事件造成的，不能笼统归结于休假，归结于领导不在岗。明确职、权、责的界限，才能把人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更好的休息权，才能可持续发展，真正体现社会的极大进步。”朱列玉认为。
来源：羊城晚报
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压力病”，人大代表呼吁：变“谁在位谁负责”为“谁在岗谁负责”
本报讯记者黄丽娜、廖怀凌报道：“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问题，不少地方、单位喜欢倡导‘加班加点、不计得失’的忘我精神，完全忽视了人的‘休息权’，使得‘压力－效率低下－更大的压力’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制度层面来找，分清职、权、责，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人大代表朱列玉直指观念和制度上的缺失。
为什么不休假？非不想也，是不能也。阳江市某机关的曾局长笑言，自己工作了20多年，唯一一次休假是结婚：“当‘小兵’的时候，不敢提休假，怕领导有看法，怕任务没完成；当了领导，会等着你开、字等着你签，谁出了纰漏都要找你负责，不敢休假啊！”
在广州，玻璃幕墙后日日呕心沥血的白领、高层主管、职业经理人，更早已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透支生命视为常态。有“海龟”不禁在网上感慨：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
近几年，过重的压力给城市人带来的伤痛，给企事业单位带来的负影响，狰容渐露。新华网去年进行的一项有关带薪休假的调查显示，选择不休假者占了70.62%。长期的不休息、高压力，使得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正在持续上升，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亚健康发生率分别达75.3%、73.5%和73.4%。
有专家指出，不休假或不敢休假的背后，体现的是观念的误区和制度的缺失。去年，钟南山院士一句“轻伤要下火线”很快成为流行语。但要真正让这句话实行起来，还是有制度上的一道障碍横亘在前。“不真正重视个人的健康，不解决职、权、责不分，不把‘谁在位谁负责’变为‘谁在岗谁负责’，轻伤永远都下不了火线。”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指出。
不要说休假，企业高级主管、政府“一把手”哪怕是短暂的出国、出差，都有可能造成一个部门的“瘫痪”。广州康宁心理咨询热线主任詹春云在总结了很多求助案例后指出，企业也好，政府机关也好，要用制度保障运行，要建立良好的权力临时让渡机制，在权力让渡的同时，责任也要随之让渡。
“出了事，要分清责任是由于主要领导长期无视隐患造成的，还是领导不在时由于偶发事件造成的，不能笼统归结于休假，归结于领导不在岗。明确职、权、责的界限，才能把人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更好的休息权，才能可持续发展，真正体现社会的极大进步。”朱列玉认为。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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