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研讨暨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从2006年在企业开展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的项目至今,由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推动的该项目已经开展了三期,在6家企业成功建立了防治性骚扰的内部机制,探索了有效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模式。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就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在更多企业推进项目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帮企业成功取消“委屈奖”
在社会对职场性骚扰普遍缺乏认知的情况下,项目的开展取得了哪些成效?记者在研讨会上听到了这样两个小案例。
案例一是由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妇女观察”秘书长林丽霞提供的。据了解,在他们开展项目过程中发现,有些服务企业,比如接听电话的女接线员经常被骚扰,如果她态度不好,把电话挂掉,就会得罪客户。企业为了鼓励女性员工接电话时要忍受,专门设立了“委屈奖”。
针对这个情况,项目组首先建议企业在和客户签订合同时写明防治职场性骚扰,如果有这个问题会怎么做。其次要求企业加强内部培训,让员工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它的危害是什么,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抵制,并在公共区域贴出一些警示语,比如防治性骚扰等。最后还让企业从技术上做一些处理,让他们安置了录音电话,比如打进来的电话可以录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拒绝,可以得罪他,因为你可以说清楚我为什么得罪你,是因为你的不礼貌。“经过这些努力,企业最终把‘委屈奖’取消了。”林丽霞告诉与会者。
另一个案例是华北制药集团的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副主任史艳霞讲的。
“华北制药集团2009年开始实施企业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机制,时间虽然短,但是员工的意识在改变,认识在提高。”
有一位男职工一直暗恋同岗位的一位漂亮女同事,总是给她发短信。如果放在以前,没有推出这个制度,没有向基层进行宣传的话,这个女职工可能就会选择默默忍受这种屈辱。制度出台以后,女职工首先找到她的上级领导,她的上级领导又找到史艳霞,通过给那位男职工做思想工作,让他认识到他的行为是对女职工的性骚扰,集团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最后,“男职工终止了自己的行为,这个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林丽霞在介绍项目开展情况时说,衡水老白干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企业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内部机制,不仅为其他企业树立了榜样,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第一期项目基础上,项目组编印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撰写了《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并吸引翠微百货、华北制药、中山火炬等更多企业加入项目推广。下一步项目组将继续与企业合作,尤其是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已经加入了‘全球契约’的企业,还将争取和一些行业协会或者是企业联合会合作,在更大范围之内推动这项工作。”
性骚扰现象免于或较少发生,企业也是受益者
性骚扰的实质是什么?在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何才能推动更多企业加入项目的行列?与会专家学者以案说法,讨论热烈。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莹通过她代理的案例,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多个层面分析了目前有关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方面的问题与困难。她介绍说,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当事人大多数境遇非常艰难,职场性骚扰侵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很多性骚扰的受害人还被迫失业,她的劳动权与发展权也受到了侵害。其中原因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没有雇主责任也是重要原因。
通用电气(GE)医疗集团(中国)法律顾问朱湘莲介绍说,在GE,防治职场性骚扰是公平雇佣机会的一部分,是GE诚信政策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防治职场性骚扰在美国有法律要求,更因为如果企业建立了性骚扰防范机制,既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工作环境,促进职工职业稳定性,间接提升企业生产力,同时还能避免事情发生后的诉讼成本,企业也会在积极预防中因为率先倡导而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
“如果从利益角度分析,使性骚扰现象免于或较少发生,企业也是受益者。”朱湘莲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灿认为,在中国,对性骚扰的关注,不仅要关注性别的不平等,还要关注性别之外的其他的不平等。因为性骚扰不仅是不平等的性别结构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不平等、社会身份地位不平等的产物。在不平等的权力地位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声音和反抗只能起到微弱的作用。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梁晓辉则从中国第一个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与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关系谈起,他认为职场性骚扰牵扯到企业的两个重要责任:一是不歧视的责任,二是提供健康的公共环境的责任。一方面国外品牌对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早已传达到中国的供应商当中,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想把市场做到国外。“这都需要在管理制度上与国外接轨。目前将有300家企业成为CSC9000T企业,这就意味着将有300家企业接受关于防治企业性骚扰内容的培训,相信市场的力量是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